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陈福中
经济社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求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重塑市场之间的竞争的主体。2019年，《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今年11月，习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强调，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更好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慢慢地加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以制度创新为重要抓手，坚持分类改革，统筹兼顾国内外两个大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习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曲折而蜿蜒，制度环境对于国有企业的规划经营与战略发展都具备极其重大的影响，要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新思路进行制度创新，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方案。
坚持分类改革，秉承“精”“准”“严”三要义。“精”意味着对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属性以及国家使命的定位要精确，不同价值追求与职责、属性不同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作用是不同的，精准定位是实现分类改革的必要条件。“准”指的是要针对已经清晰定位的国有企业，准确实施符合企业价值导向的改革方案，防止过去的“多龙头”同时监管现象。“严”顾名思义，不管是对公益类还是商业类国有企业，都要实行全面平等的监管，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和法规，实现政府预算从软到硬的转变，不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待遇。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要统筹兼顾国内外两个大局，既要切实联系中国国情，又要坚持与世界经济接轨。习强调，把国有企业做实做强做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作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应充分的发挥大型平台优势，通过改革创新充足表现大国智慧。一方面积极地推进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提升价值认同，化解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对于不当的指责，也坚决驳斥，保障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加大国有企业引入社会资本的力度，改进吸引民间投资的方式，完善地方政府的改革配套政策体系，促进改革有序推进、高质量完成。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对于社会资本的吸引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企业较为知名，自身实力较为强大，在其所处行业占领着主体地位；或是企业对改革有较强的决心，在引入社会资本时对企业未来的话语权等方面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对于这类企业来说，当它们在寻求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时，通常会吸引大批资本云集，更容易获得有意愿参与改革的投资方。然而，对于另一类企业来说，情况可能刚好相反。这类企业可能自身实力在同行业中并不出众，近年来的经营绩效也不太乐观；相比于经济目标，这类国有企业更多地承担着社会公共责任等方面的使命。同时，这类企业所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可能对于社会投资者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类国有企业难以引入合适的社会资本。对于这类企业，应着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市场综合竞争力；推进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改革，加强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改进吸引社会资本的方式，增强企业经营活力和盈利能力。
地方政府层面的配套政策体系不完整且不到位。虽然在中央层面，政府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已较为完善，形成了包含指导思想、思路方法、监管管理和机制改革等较为健全的政策体系，但地方政府层面存在着配套政策出台较慢，政策体系不完备，或偏重某类政策等情况。地方政府应参考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配套政策出台较为完善的地区，从改进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完善授权放权与法人治理机制、健全激励机制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针对各地的不一样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制度安排。
部分国有企业有几率存在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首先，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兼有企业家和公务人员两种身份，身份的双重性导致了国有企业有几率会成为其实现政绩的工具，或是形成较为强势的企业管理风格。其次，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部分企业可能会遇到特有的且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为该企业在改革的某个方面带来障碍。再者，有几率存在员工配合不积极的情况。由于员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随着分配和监管的管理制度的愈加完善，对于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来说，改革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收入的下降。因此，应加速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权利和义务；强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合理剥离历史遗留负担；优化薪酬分配体系，加强完善国有企业员工奖励机制，形成上下一心推进改革的合力。
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逐步明确国有企业的分类标准，推进国有企业“去行政化”，严防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扫除影响改革的障碍。
我国现行的国有企业分类标准按照功能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公益类、垄断竞争类和一般竞争类，缺乏具体的、针对不一样企业的分类安排。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和所有制特征的不同，要求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能简单套用固定模式，需进行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对于一般竞争性国有企业而言，能够最终靠引入非国有资本减少行政干预，充分的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对于垄断性国有企业而言，在改革过程中，保持国有资本绝对控制地位的同时，可以合理引入对公司运营产生直接干预的投资主体。对于公益性国有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应更加谨慎，可以将部分非一般业务以特殊方式交予非国有企业经营，来提升经营效率。
企业去行政化的困难，一直是制约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的因素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行政色彩强烈，难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不利于公司制作经营效率的提升。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政企关系的处理仍然是国有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政府还没明确划分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同主体的权力和职责，且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管理机制，国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还难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还需要严防国有资产的流失。一方面，委托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内部尤为严重，高比例的国有控股和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催生了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高额的代理成本。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利用自身所掌控的企业资源，进行非法利益输送，开展不法交易，进而达到转移国有资产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政策的不完善以及上市企业的资产定价困难，部分国有企业高管会钻政策的漏洞，把国有资产定低价来套利，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流失。因此，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应提升信息透明度，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强化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可以适度引入职业经理人市场之间的竞争机制进行调节，纾解委托代理问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